原标题:新华全媒+丨“哭墙”前的祈祷

新华社记者蒋芳、邱冰清

国家公祭日前,“哭墙”前的家祭又成为一座城市的“泪点”。

“您离开我们已经84年了,真的特别想念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说。

家祭仪式上,幸存者石秀英、王义隆、谢桂英、马庭宝等在家人的搀扶下一一献花,布满皱纹的手颤颤巍巍地摩挲着“哭墙”上亲人的名字,倾诉生死相隔84年的痛楚。

“哭墙”,位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角。1995年刚设立时,长43米,高3.5米,刻有3000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26年来,“哭墙”经历数次增刻,姓名增至10665个,长度也增加了约一倍。

这面墙是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个名字是他们共同的碑文。

幸存者夏淑琴不识字,但也多次用毛笔蘸着黑色墨汁为7位家人的姓名“描红”。1937年12月13日,她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老人一边描一边说:“家里人的名字,一笔一划我都记得。”

“我父亲那时只有9岁,根本无力给亲人收殓。”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告诉记者,因为想念的名字都刻在墙上,父亲把纪念馆当作另一个家,难受了就来看看。

兵荒马乱之时,人命如蝼蚁,总有亲人寄希望于你生还,总有同胞不希望你就此被遗忘。近年来,“哭墙”一再延长,但速度却越来越慢,2020年、2021年已经连续两年“停更”。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一开始每次增刻的姓名数以千计,比如2010年延长了26.5米,新增姓名1655个。但到了2016年,增刻110个;2017年,20个;2018年,26个;2019年,1个。2019年11月29日上午,新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周万荣的名字被刻上“哭墙”,成为墙上第10665个名字,也成了墙上目前“最新”的名字。

死于那场惨案的人数多达30万,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最终宣判。30万个同胞的姓名,为何无法都在“哭墙”上出现?

《遇难同胞名录》的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深知过程艰辛。14931张卡片,这是姜良芹及其团队用8年时间,到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赴中国台湾的相关机构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资料制作而成。每张卡片标明姓名、年龄、住所、职业、籍贯,对遇难情形如被害时间、地点、方式及资料来源等也有简要记录。

“当时,不论是战后针对日军暴行的敌人罪行调查表,还是抗战损失调查表,都有一定局限性。”姜良芹说,尤其是日军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有很多家庭满门被杀害,这样的家庭几乎不可能留下事后的档案、口述内容。

为了让每一个同胞“找到”姓名,很多人仍在努力。

1983年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学者孙宅巍,将毕生精力放在了“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上。“目前整理名单的来源主要是战后的市民调查记录,但放下武器的士兵在南京没有任何亲属,无人替他们申报。我已经在一些遇难将士名录中找到一些姓名,期待能进一步研究确认。”

姜良芹也仍未放弃,“因为抗战后进入内战,遇难者相关资料很多下落不明。如果两岸史学家能共同研究,更多受害同胞的姓名就有可能‘重见天日’。”

张建军说,收集遇难者的名字,为遇难者降下半旗,为每一位幸存者录下影像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微观历史的研究工作中。这不仅有助于唤醒和构筑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生命的珍视。

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期待“哭墙”再延伸,直到每位遇难同胞都有名字。(蒋芳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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