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扬名立万》的启示与不足

《扬名立万》这部由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导演刘循子墨执导,没有大牌演员的电影,成为近期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也激发了不少来自行业内外的关注。截止到12月2日,《扬名立万》已取得了将近7亿的电影票房,这对于一部投资5000万上下的中等成本的影片来说,已属于非常难得的佳绩。各网站也给出了较高的评分,豆瓣评分7.6分,高于多数国产电影。

严格来说,《扬名立万》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最大的短板是视听方面的薄弱和电影感的不足。如果以10分为满分,那么它的视听语言只有6分左右,表演达到7分,剧作则可以拿到8分。而它在票房和口碑两方面获得的肯定也启示我们,中小成本电影,一定要在剧本上下功夫;而体会和满足当下观众的内心情感需求,才能最好地判断什么样的类型或跨类型电影会受到观众的青睐。

剧本:

密室推理与“戏中戏”格局

鉴于影片在前期宣传时采用的策略,很多人在讨论《扬名立万》时都会提到“剧本杀”的概念。“剧本杀”作为疫情后兴起的新兴娱乐方式,在年轻人群体中,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已部分取代了传统的饭店聚餐、卡拉OK等社交方式、成为很多年轻人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之一。不过,影片只是在外在的推理形式上和“剧本杀”有相同之处,即在封闭的空间里,完成集体推理和真相的发现。但从类型上看,《扬名立万》实际上是一种限定时空的悬疑推理电影类型,这种类型在多年前即已存在,且电影结构和“剧本杀”轮流推理的方式不尽相同。

限定时空式悬疑片顾名思义,即以悬念为主导、并采用限定时空叙事。影片主要场景发生在封闭的空间,诸如密室、固定室内空间、孤岛、火车车厢、偏远小镇、极端气候的某个封闭小屋等等。此类电影叙事基本符合戏剧的“三一律”,即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典型作品诸如《十二怒汉》《东方快车谋杀案》《登堂入室》《利刃出鞘》等,多以群像方式塑造人物,情节发展注重室内权力关系的争夺和变换。

该类型电影虽然在封闭式空间上与舞台戏剧有某种相近之处,但不同于舞台戏剧的固定空间,而是主要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来推进故事节奏,同时,电影需要三个方面达到推理节奏的完成:情节结构的反转(剧本基础)、人物表演的戏剧张力(表演)及视听语言的节奏(导演)三方面的元素来完成影片的悬疑感。而空间上环境的局促限制,能够更加调度观众的紧张心理,如临现场,达到情绪上的高度共鸣。

《扬名立万》完成度最高的是情节结构的反转,而这正是借由剧本的出色达成的。“一部电影的诞生”是该片的开始,也是全片的主线,由此营建了一个特别适合讲述该类型故事的密室环境——当别墅的门锁落定的时候,片中的电影投资人陆子野成为密室的制造者,他制造这个密室是为了拍摄一部技惊四座的卖座电影“三老案”,而“三老案”的谜团也成为电影的戏中戏;片中的编剧李家辉是侦破者的角色;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来到现场的嫌疑犯齐乐山,占据了权力反转的主要位置,故事中重要的二重反转都与他相关,甚至齐乐山才是戏中戏的真正创造者——他编造的故事让一群人深信不疑,直到数年后才真相渐显。

作为一个以悬疑内容为核心的电影故事,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讲述的方式,《扬名立万》在结构上是两种电影类型的糅合——犯罪和喜剧,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众人合谋拍摄电影的故事,把破案的过程隐含其中并逐渐放置到台面上。故事的外层是如何根据“三老案”这一真实事件打造一部高票房电影,这一层人物的互动是以喜剧为核心的;里层是案件的核心,以犯罪推理为核心,在《扬名立万》里作为犯罪故事的三个核心人物犯罪者、受害者、复仇者(侦破者)也是复杂交叉的关系:受害者三老本身也是侵害少女案的实施者,“三老案”的犯罪者齐乐山也是复仇者。

表演:

群像的戏剧性及尺度拿捏

从《扬名立万》作为推理悬疑片的类型完成来看,群像人物复杂,更加推动了情节的扑朔迷离,危机之中,不仅是主要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峙、立场的转换。该片群像化人物塑造的方式像是综合了经典影片《十二怒汉》和《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特点:《十二怒汉》通过多人对一个案件的讨论、分析,来推动情节的进展,犯罪事件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而是突出成员互相之间的戏剧冲突;而《东方快车谋杀案》犯罪事件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带着秘密在隐藏自己的身份,因而充满了张力。《扬名立万》做不到像这两部电影那么典型,因此达成了一种综合:讨论案件的同时,也在群像人物之间的戏剧性上下功夫;塑造人物的同时,也注意到不同人物之间关系的转变和发展。

群像式表演成功与否建立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演员的表演能量能够互相协调:既不能让某一个人过于突出,也不忽略任何一个人。其二是非单人构成的群体关系链的集中变化,能够与前面伏笔呼应,诸如喻恩泰扮演的导演在关键时刻还给关静年的那一巴掌。

由于空间限定,因此人物几乎都由特写和中近景塑造完成,这让观众对演员的表演观察得更为细致,也就对演员表演的尺度要求更高。八个演员中,在表演风格上,尹正略带一点夸张,但也不过于激烈,突出他扮演的编剧李家辉作为侦破和发现者的视角,常常在气焰上压过其他人。张本煜扮演的齐乐山作为犯罪嫌疑人是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他基本是本色出演,没有太多的渲染和情绪,但也是立得住的。邓家佳扮演苏梦蝶,较为中庸平和,演绎出了民国时期女演员的某种状态,算是不偏不倚,但不出彩。其他几个角色处理得略为符号化和脸谱化:制片人陆子野、导演郑千里、演员关静年、功夫演员陈小达,他们的表演偏重完成剧本角色的功能性,但角色的韵味和人性的复杂性表达得不够。

特别值得一说的反倒是戏份不多的另外两位演员。秦霄贤来自德云社,在片中扮演小警察大海,他本身在电影一开始存在感不高,但关键时刻演出了这个角色命运不可控的悲剧性,并在悲剧结局来临时仍然把控住喜剧的节奏。另外一个是老演员、扮演“黑衣人”的余铠磊,他的表演方式和其他演员有所不同,偏重自然派,他一出现,感觉和其他演员略带夸张的喜剧风格,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显得其他演员演技都有点浮夸了。这意味着导演对影片表演风格的全局控制上,多少有点割裂和尚欠火候,在演员的整体调度和演绎上,《扬名立万》很难和《十二怒汉》等电影相比。

情感:

温情结尾满足观众情感需求

《扬名立万》表面上是商业化犯罪喜剧电影的类型电影,但内在情感对应了当下的社会议题:疫情期间,我们多多少少与封闭空间有更多的关联和体验,如剧中人一样,也在密室中寻找出口或等待复归日常;而最后的温暖反转,则给予观众情感上的抚慰和正面情感需求的满足——发现“杀人犯”出于对女孩的保护编造了一个故事,这结局震撼了剧中人,也让观众的情绪得以释放,而经历了将近两年疫情时光的观众,确实需要更多温暖的慰藉。电影的剧作也有细节上的温暖,比如结尾那只伸出去又缩回的手。

整部影片由此最终呈现出既复古又现代的调性,在即将结束的这一年的电影银幕上留下了印记,犹如片尾那张陈列在照相馆、无人认领照片的在场感。(崔辰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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