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扬名立万》的启示与不足
《扬名立万》这部由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导演刘循子墨执导，没有大牌演员的电影，成为近期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也激发了不少来自行业内外的关注。截止到12月2日，《扬名立万》已取得了将近7亿的电影票房，这对于一部投资5000万上下的中等成本的影片来说，已属于非常难得的佳绩。各网站也给出了较高的评分，豆瓣评分7.6分，高于多数国产电影。
严格来说，《扬名立万》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最大的短板是视听方面的薄弱和电影感的不足。如果以10分为满分，那么它的视听语言只有6分左右，表演达到7分，剧作则可以拿到8分。而它在票房和口碑两方面获得的肯定也启示我们，中小成本电影，一定要在剧本上下功夫；而体会和满足当下观众的内心情感需求，才能最好地判断什么样的类型或跨类型电影会受到观众的青睐。
剧本：
密室推理与“戏中戏”格局
鉴于影片在前期宣传时采用的策略，很多人在讨论《扬名立万》时都会提到“剧本杀”的概念。“剧本杀”作为疫情后兴起的新兴娱乐方式，在年轻人群体中，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已部分取代了传统的饭店聚餐、卡拉OK等社交方式、成为很多年轻人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之一。不过，影片只是在外在的推理形式上和“剧本杀”有相同之处，即在封闭的空间里，完成集体推理和真相的发现。但从类型上看，《扬名立万》实际上是一种限定时空的悬疑推理电影类型，这种类型在多年前即已存在，且电影结构和“剧本杀”轮流推理的方式不尽相同。
限定时空式悬疑片顾名思义，即以悬念为主导、并采用限定时空叙事。影片主要场景发生在封闭的空间，诸如密室、固定室内空间、孤岛、火车车厢、偏远小镇、极端气候的某个封闭小屋等等。此类电影叙事基本符合戏剧的“三一律”，即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典型作品诸如《十二怒汉》《东方快车谋杀案》《登堂入室》《利刃出鞘》等，多以群像方式塑造人物，情节发展注重室内权力关系的争夺和变换。
该类型电影虽然在封闭式空间上与舞台戏剧有某种相近之处，但不同于舞台戏剧的固定空间，而是主要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来推进故事节奏，同时，电影需要三个方面达到推理节奏的完成：情节结构的反转（剧本基础）、人物表演的戏剧张力（表演）及视听语言的节奏（导演）三方面的元素来完成影片的悬疑感。而空间上环境的局促限制，能够更加调度观众的紧张心理，如临现场，达到情绪上的高度共鸣。
《扬名立万》完成度最高的是情节结构的反转，而这正是借由剧本的出色达成的。“一部电影的诞生”是该片的开始，也是全片的主线，由此营建了一个特别适合讲述该类型故事的密室环境——当别墅的门锁落定的时候，片中的电影投资人陆子野成为密室的制造者，他制造这个密室是为了拍摄一部技惊四座的卖座电影“三老案”，而“三老案”的谜团也成为电影的戏中戏；片中的编剧李家辉是侦破者的角色；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来到现场的嫌疑犯齐乐山，占据了权力反转的主要位置，故事中重要的二重反转都与他相关，甚至齐乐山才是戏中戏的真正创造者——他编造的故事让一群人深信不疑，直到数年后才真相渐显。
作为一个以悬疑内容为核心的电影故事，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讲述的方式，《扬名立万》在结构上是两种电影类型的糅合——犯罪和喜剧，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众人合谋拍摄电影的故事，把破案的过程隐含其中并逐渐放置到台面上。故事的外层是如何根据“三老案”这一真实事件打造一部高票房电影，这一层人物的互动是以喜剧为核心的；里层是案件的核心，以犯罪推理为核心，在《扬名立万》里作为犯罪故事的三个核心人物犯罪者、受害者、复仇者（侦破者）也是复杂交叉的关系：受害者三老本身也是侵害少女案的实施者，“三老案”的犯罪者齐乐山也是复仇者。
表演：
群像的戏剧性及尺度拿捏
从《扬名立万》作为推理悬疑片的类型完成来看，群像人物复杂，更加推动了情节的扑朔迷离，危机之中，不仅是主要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峙、立场的转换。该片群像化人物塑造的方式像是综合了经典影片《十二怒汉》和《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特点：《十二怒汉》通过多人对一个案件的讨论、分析，来推动情节的进展，犯罪事件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而是突出成员互相之间的戏剧冲突；而《东方快车谋杀案》犯罪事件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带着秘密在隐藏自己的身份，因而充满了张力。《扬名立万》做不到像这两部电影那么典型，因此达成了一种综合：讨论案件的同时，也在群像人物之间的戏剧性上下功夫；塑造人物的同时，也注意到不同人物之间关系的转变和发展。
群像式表演成功与否建立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演员的表演能量能够互相协调：既不能让某一个人过于突出，也不忽略任何一个人。其二是非单人构成的群体关系链的集中变化，能够与前面伏笔呼应，诸如喻恩泰扮演的导演在关键时刻还给关静年的那一巴掌。
由于空间限定，因此人物几乎都由特写和中近景塑造完成，这让观众对演员的表演观察得更为细致，也就对演员表演的尺度要求更高。八个演员中，在表演风格上，尹正略带一点夸张，但也不过于激烈，突出他扮演的编剧李家辉作为侦破和发现者的视角，常常在气焰上压过其他人。张本煜扮演的齐乐山作为犯罪嫌疑人是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他基本是本色出演，没有太多的渲染和情绪，但也是立得住的。邓家佳扮演苏梦蝶，较为中庸平和，演绎出了民国时期女演员的某种状态，算是不偏不倚，但不出彩。其他几个角色处理得略为符号化和脸谱化：制片人陆子野、导演郑千里、演员关静年、功夫演员陈小达，他们的表演偏重完成剧本角色的功能性，但角色的韵味和人性的复杂性表达得不够。
特别值得一说的反倒是戏份不多的另外两位演员。秦霄贤来自德云社，在片中扮演小警察大海，他本身在电影一开始存在感不高，但关键时刻演出了这个角色命运不可控的悲剧性，并在悲剧结局来临时仍然把控住喜剧的节奏。另外一个是老演员、扮演“黑衣人”的余铠磊，他的表演方式和其他演员有所不同，偏重自然派，他一出现，感觉和其他演员略带夸张的喜剧风格，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显得其他演员演技都有点浮夸了。这意味着导演对影片表演风格的全局控制上，多少有点割裂和尚欠火候，在演员的整体调度和演绎上，《扬名立万》很难和《十二怒汉》等电影相比。
情感：
温情结尾满足观众情感需求
《扬名立万》表面上是商业化犯罪喜剧电影的类型电影，但内在情感对应了当下的社会议题：疫情期间，我们多多少少与封闭空间有更多的关联和体验，如剧中人一样，也在密室中寻找出口或等待复归日常；而最后的温暖反转，则给予观众情感上的抚慰和正面情感需求的满足——发现“杀人犯”出于对女孩的保护编造了一个故事，这结局震撼了剧中人，也让观众的情绪得以释放，而经历了将近两年疫情时光的观众，确实需要更多温暖的慰藉。电影的剧作也有细节上的温暖，比如结尾那只伸出去又缩回的手。
整部影片由此最终呈现出既复古又现代的调性，在即将结束的这一年的电影银幕上留下了印记，犹如片尾那张陈列在照相馆、无人认领照片的在场感。（崔辰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