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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初，高中毕业的我怀揣着梦想应征入伍，来到了祖国西南重镇——重庆。新兵训练结束时，我被分到了电影组。命令宣布完毕，一个年轻英俊的“四个兜”和一个高大帅气的“两个兜”接过我的背包，把我带到团部礼堂。

过了一会儿，团宣传股股长王家东找我谈话：“放映员岗位光荣，责任重大。马上安排你去北京参加培训，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好本领。”第二天，我背上背包，去北京培训班报到。

参加培训的有80余人，其中60多人都是有放映经验的老兵，刚入伍的新兵放映员不足20人。开训动员后，我暗下决心，哪怕掉皮掉肉也要拿到优秀。每天我第一个起床，借着微弱的晨光学习理论，背记操作口诀；晚上，我在实习教室练习放映操作技能，每次都练到熄灯号响起。业余时间，我抓住一切机会向教官和老放映员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个多月刻苦学习，我取得6门功课全优的好成绩，拿到了电影放映员合格证书。

20世纪80年代初，为调节在边境作战官兵的文化生活，我奉命来到011机务站，进入坑道为官兵放电影。我记得，当时一共调集了80多部影片，其中包括《上甘岭》《英雄儿女》《南征北战》等革命战争故事影片。在临战状态下观看这些老电影，感受完全不同。每部电影放完之后，战士们都热血沸腾。特别是《英雄儿女》中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使同为通信兵的战友们产生了强烈共鸣。电影一结束，大家纷纷撰写请战书、决心书，参战热情如海潮般高涨。团政委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这个小小电影组有时候比我这个政委还管用啊！”我们在坑道里前后放映了100多个场次。因完成任务好，我受到团嘉奖，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受到奖励。

我所在团是有线、无线相结合的通信保障部队，大部分连队在崇山峻岭中。全团共60余个放映点，连与连之间相距多在200公里上下，有的连队驻在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上，有的则在偏远的山谷中，大部分连队收不到电视信号，看电影是最重要的文化娱乐生活。电影组的放映任务十分繁重。我们下部队放电影有时跟随首长搭乘“专车”，有时乘坐连队到团部办事的大卡车，有时候坐轮船、坐火车，乘长途汽车下部队也是常有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到川东地区放电影。我团有一个连队驻在原四川省武隆县（现属重庆），从该连到下一个连队必须穿越白马山。白马山海拔1800多米，全程约54公里，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穿行。翻越白马山一般需要5个小时，山崖一侧是著名的乌江天险，时有车辆事故发生。尽管下基层巡回放映危险多、任务重，但我们电影组全体人员不退缩、不畏惧，科学分组，连续奔波，出色完成了任务。

还记得有一次，我到四川省川北地区为沿线护线的民兵群众放电影。从达县到通江接力行进中，六连的一辆大解放车正好去达县拉煤，于是我爬上了这辆装满煤炭的“大解放”顺风车。四川7月份的天气非常炎热，加上山路崎岖，一路颠簸，煤灰沾满全身，脸上只露出两个眼睛。晚上7点多到达连队时，我已经变成一个“煤人”，根本看不出模样。当看到战士们和几百名老乡已经坐在放映场等待，我二话没说，立即开始挂银幕、架设放映机。等电影放映了，我才开始吃饭。有段时间，我独自执行下基层放电影任务长达一个月，放映过程非常劳累，加上晕车，有时真感到快撑不住了。但是每当我走进连队或哨所，看到官兵观影时的笑脸，心里就得到莫大的满足和安慰，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长期的放映工作中，我对电影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从一开始简单地看情节看热闹，到后来从电影中学知识学方法。可以说，蕴含在电影中的思想和智慧滋养着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之路。1997年我任团政委后，主动承办军区“放映员培训班”。在3个月的时间里，不仅让官兵饱享内容丰富的电影盛宴，而且通过对文化骨干的传帮带，使全团的文化工作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对于我来说，那光与影之间寄托我的青春与热爱、坚守与深情，随着岁月的推移，常常在记忆的天幕上投射出美好斑斓的色彩。（■于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