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晨绘

那天，我家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道贺的亲朋、邻里。招呼亲友之余，我悄悄看了眼母亲。她的紧张似乎压过了喜悦，站在院子的围墙下，一会儿捋捋头发，一会儿扯扯衣角，一会儿又弯腰擦擦鞋上的灰尘。在这之前，当来送喜报的锣鼓队还在河对岸时，她就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外套试了个遍。最终，她选了我入伍后用津贴买给她的淡紫色羽绒服。

【资料图】

锣鼓声越来越近。不一会儿，家门口鼓声震天。我上前欢迎送喜报的同志，紧接着便被热情的乡亲们簇拥包围，与大家站在一块硕大的“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后合影留念。合影间隙，我向人群外张望，却没有找到母亲。

母亲一米五出头，身材瘦削，常年戴着袖套和围裙，是个极为普通的南方农村妇女，站在人群里，非常不起眼。

我儿时就读的学校离乡里的集市很近，有时放学正好碰上赶集，窄窄的小路上人头攒动。有时候，我好不容易挤进去一点，书包却夹在身后的人群里，怎么也扯不出来。我每次在人群里寻找前来赶集的母亲，都像今天这般难以找到。不知怎的，我心里有些难受。

多年来，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让人夸赞的“别人家的孩子”吧。上高中时，因调皮，我没少让老师“请家长”。有一次，正值农忙时节，母亲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母亲不善言辞，每当班主任老师讲到严厉之处时，她便低下头。从办公室出来，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又低着头赶回农田里。

那天，她站在地里，望着裂开口子的土地和病恹恹的苞谷苗，又想到已近成年却不争气的我，低头用力挥着手中的锄头。她一锄接一锄，好像每一锄都在刨去仅有的希望与期盼。

到了暑假，我也会跟着母亲下地干活。一个个窄窄的田埂上，母亲在前面飞快地走，我在后面跟着，只觉得母亲的头怎么埋得那么深，比身后的背篓还低。有时候，我跟不上母亲的步伐，远远望去，她那本就单薄的身体显得越发佝偻。

在一个蝉鸣聒噪的炎热夏夜，我躺在掉了漆的长板凳上，通过回忆拼凑了母亲的前半生：小学辍学后便开始挣钱养家，吃了许多苦；结婚后，她要照顾一家人，肩上的担子更沉了；后来，疾病又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经常折磨着她的身体……

如此看来，母亲的前半生真的没有享过什么福，总是被一背篓的琐碎压着，也总被失望摁着头颅。那个夜晚，当最后一阵带着热浪的风，从我半长的“街溜子”头发上吹过时，我的内心涌上一阵愧疚。那个夏夜，我做了一个梦。

在燥热还没有完全褪去的秋天，我在母亲的含泪注视下参军入伍。火车一路向西，当熟悉的风景慢慢消失时，我对未来要做的事更加笃定。

军旅四载，在许多默默努力的昼夜交替中悄然度过。从“四有”优秀士兵到三等功、二等功，从团表彰到师表彰再到军区表彰，4年的努力其实用这些荣誉便可以概括。但是，一路走来，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不易与艰辛。有好些个因为压力大而失眠的夜晚，全靠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才支撑下来。

思绪回到现在。我记起了那个离家时的梦，在我心里流转了4年的梦。其实梦里发生的事情很小，小到只要我说出来，母亲便可以满足我——我想让母亲在人群中，将头抬起来。

这便是那个梦。我想让母亲真真切切地高兴，毕竟苦日子过久了，再吃什么好东西抑或过什么好日子，或许多少都会带些苦味。

好在事实证明，母亲这天是高兴的。合影到最后，我看到了挤在人群里的母亲。面对那么多镜头，她笑了，骄傲地昂着头，在阳光下定格了满脸欣慰。（■邹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