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国内进行红烧土大面积揭露并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首个案例……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近日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资料图)

赵家徐姚遗址地处海岱腹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东部,南距淄河1.2公里,东距后李遗址4.2公里,属鲁中泰沂山地向鲁北冲积平原过渡地带。

图为山东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穿孔陶片。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业内人士认为,赵家徐姚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回想起来,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真是一波三折。”谈起赵家徐姚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和发掘的重大意义,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家徐姚遗址发掘领队赵益超不禁感慨道。

2021年10月,本着“先考古、后出让”的土地政策,赵益超带领发掘团队来到临淄区赵家徐姚遗址进行战国-汉代的墓葬发掘工作,该项目占地约4万平方米,共有墓葬1300余座。

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在6米至10米深的墓壁剖面上发现了数层红烧土堆积。由于其深度远深于后李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所在的古土壤层,赵益超意识到红烧土的埋藏年代应该会很早,立即选取了两份炭样送至实验室进行碳14测年。

“当距今1.1万年与1.5万年的检测结果一出来,整个考古队都非常兴奋。”赵益超说,因为这一时期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大历史变革期,如果能发掘出明确的人类遗存,将填补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

伴随希望而来的是对全体考古队员耐心和信心的考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赵益超说:“我们以地层剖面出现的红烧土为中心进行解剖发掘,最开始的发掘并没有发现明确的人类遗物,大家感到很困惑,直到发掘出陶片我们的心才安定下来。”

图为山东赵家徐姚遗址内出土的部分陶塑。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经过考古人员的全面发掘,这个核心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的遗址逐渐露出原貌,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陶片、陶塑为主,还有少量的石制品和蚌壳制品,总量达1000余件,其中包括100余件陶塑制品。

“出土的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掺杂着植物茎秆,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对成熟。”赵益超说。

通过发掘和分析,赵益超等人认为赵家徐姚遗址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充分反映了制陶工艺的技术成就,加深了对该时期陶器的认识,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同时,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以环颈雉等鸟类和鹿类为主。“一些鹿类和鸟类的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等痕迹,说明这一区域古人类的肉食消费以鸟类和鹿类为主。”赵益超说。

此外,赵家徐姚遗址考古发掘中对红烧土堆积的发掘与研究,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国内进行红烧土大面积揭露并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首个案例,也为世界范围内同时期考古工作提供了崭新材料。

图为山东赵家徐姚遗址发掘区内的红烧土堆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赵家徐姚考古发掘团队在发掘过程中,围绕区域地貌演变与气候变化、遗址周边景观重建、堆积形成过程、遗物埋藏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考古研究,从年代、沉积、植被、气候等多个角度探讨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中心的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人地互动机制。

“从红烧土可以推测,古人通过火烧来驱赶获得猎物,也可以利用烧荒进行耕作。”赵益超解释,借助火烧的力量改善自然条件,是古人一种常用的做法,而这正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标志,意味着农业文明的兴起。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处于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对于从过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具有独特意义,也能进一步明确山东地区在中国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和独特贡献。”赵益超说。

记者:孙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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