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1年，中国人口再次出现自然负增长，与此同时，2022年出生人口已经跌破1000万。其中，一组数据值得关注。202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62%，比2021年又降低0.5个百分点，总规模减少了666万。

数据披露后，引发了“一边是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另一边35岁以上高经验值、高技术性的老员工再就业困难”的讨论。

为何会产生这种矛盾？又该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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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找工作嫌你老”

“我今年32岁，再过两三年就35岁，如果劳动合同不续了，或者给我裁了，我可能要啃老很长一段时间。”一位职场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本来计划今年结婚和“背房贷”，现在只能往后推推了。

“我是不可能生孩子的，因为没有太多的安全感，活着就已经耗尽全部力气，很多重要的东西当下都是奢侈品。我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和责任心，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人生，不添乱。”一位已婚未孕的女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在采访中，部分年轻人表示，一些单位的“35岁就业门槛”，的确会带来婚嫁、生育焦虑，这种焦虑主要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担心35岁之后失业或离职，再就业存在困难，自身的生活都可能无法负担。

尽管这个话题经常被讨论，但目前查询企(事)业单位的招聘条件，明确要求“年龄35岁以下”的，依然不鲜见。

在受到职场“35岁危机”困扰的群体中，程序员是颇受关注且具有代表性的职业门类。一位IT行业从业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国内的氛围整体30+再找工作，都面临一些困难，“尤其我们这个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强度也比较大，可能更加青睐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表示，国外的一些国家相对更加注重经验，珍惜技术人才。

为何企业对经验与技术的重视依然不足

在一个行业中，合理的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应该是既有精力旺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又有体力虽然有所下降但经验丰富的年长者。为何企业往往偏爱年轻人？

“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进入人口负增长时已进入集约型增长阶段，我们的状态是依靠规模人口的需求来推动上游产业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一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吴一平指出，创新与竞争正相关，相对公平竞争的机会，才能激励更多的创新，带动产业从低层级向更高层级变迁。而当产业升级到一定层次后，对经验与技术才会更加重视。目前，国内的企业、社会，“为人力升级买单”这一点可能还没有达成共识。

“产业政策要避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来实施，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和市场的竞争中性或所有制中性的原则相违背。应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实施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这个过程中，要有对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同等的创新激励。”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何缓解职场中的“35岁现象”

如何缓解职场中的“35岁现象”对于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创造力与年纪并非线性关系，中年人的创造力与年轻人的性质并不相同，现实中也存在不少中年阶段更具有创造力的案例。因此，从社会层面需要破除年轻人更具有创造力的偏见，进而为各年龄段的优秀人才进入职业生涯的创新高峰创造均等机会。”吴一平表示。

他指出，为了避免“35岁危机”，社会—企(事)业单位—个人应在终身学习这件事上进行协同。“每个人都应持有终身学习的态度，社会与企(事)业单位为个人学习提供服务保障。”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人事的引进或招聘条例上，能够率先调整，是能够起到带动示范效应的，同时市场也能更早、更灵活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从全球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口出生率随着经济发展逐渐下降，这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中国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一个断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对澎湃新闻表示，当前存在的就业难和就业歧视问题，这主要是一个短期问题，和经济当前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有关。

他指出，对于就业歧视的问题，比如普遍存在的“35岁现象”，从企业角度，不同工作岗位对劳动者年龄的偏好的确存在，“但年龄不应该成为一种明确的限制条件，可以考虑在法律上进行明确禁止。”

吴一平也指出，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在个人熟悉的赛道上持续走下去可能会面临各种瓶颈制约，“35岁现象”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与此同时，个人需要顺势而为，根据发展需要而进行事业转型，避免在单一赛道上出现年龄危机。

“35岁就业门槛，是多年延续下来的人事管理条例的规定和要求，但并不会一成不变。对企业来说，未来可能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企业自身也会自发灵活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史毅表示。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更加迫切

从根源去缓解“35岁危机”，需要我国的产业进一步升级，需要营造更加具有创新动力的环境。同时，从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角度，尽快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也更加迫切。

这其中，公平的竞争机会，尤为重要。

陆铭指出，产业政策需要强调市场竞争，不能由行政力量在实施产业政策时直接去挑选享受政策的对象，否则就有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甚至有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事后的效果并不好。应该有更加宽泛的市场竞争策略，允许有资质的企业参与到行业的竞争中来，根据事后的研发效果、产品的性能来给予相应的鼓励。

“对于就业难的问题，关键还是需要推进经济的增长，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在产业结构上，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也需要对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钟辉勇说。